弱化的公衛 如何對抗新興疫病
聯合報 / 陳美霞／台灣公衛促進協會常務理事、成大公衛所特聘教授 (新聞來源)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流行，是公共衛生問題，它的防治是公共衛生工作。有謂「預防勝於治療」，要有效扼止傳染病流行，在醫療前，須先做好大量防治工作。前端公衛防治工作沒作好，末端醫療工作自然無法井井有條，必定沉重異常，醫療人員必然備感艱辛；社區民眾也因此無所適從，社會因而亂象叢生。這次新型冠狀病毒造成的人心惶惶，反映兩岸公共衛生體系無法及時做好比醫療還要更前端的衛生防治工作。
然而，回顧歷史，在一九五○到七○年代，兩岸公衛體系都曾在疾病—尤其傳染病—防治方面身經百戰，成果輝煌，世界刮目相看。這個年代，許多比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更險惡的急性、慢性傳染病橫行兩岸；大陸成功消滅性病，控制鼠疫、瘧疾、血吸蟲病、霍亂、天花、白喉、肺結核等疾病。同樣，台灣也使霍亂、痢疾、瘧疾、日本腦炎、肺結核、小兒麻痺等傳染病銷聲匿跡。那麼，為什麼兩岸公衛體系卻在二○○三年ＳＡＲＳ及這次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防治力有未逮呢？檢視兩岸公衛體系發展史，或許可給我們一些啟示。
中共建國後的前卅年，也就是一九五○到七○年代末期，公衛體系政策推動原則主要是：預防為主，醫療為輔；在人民公社下建立合作醫療機制、在基層鄉鎮以集體力量推動衛生工作；訓練從當地評選出來、熱心為人民服務的赤腳醫生，從基層民眾的立場，負責基層衛生醫療工作；以中西醫結合執行醫療工作；注重農村衛生醫療；全國醫療機構幾乎都是國家或集體所屬、以提供人民醫療服務為使命；公衛工作與群眾運動結合。
但是後卅年，這樣的原則卻有了大逆轉：醫療為主，預防為輔；人民公社及合作醫療解體；為人民服務的赤腳醫生消失，取代他們的多是以提供醫療商品賺取利潤及收入的鄉村醫生；衛生醫療資源從農村轉向城市；更注重西醫，商品化、市場化醫療服務的提供，大量增加對醫療機構的投入，迫使公立醫院自負盈虧，甚至允許、鼓勵私人資本進入醫療領域，以賺取利潤、積累資本；公衛不再注重群眾運動，反而注重醫療技術。
再檢視台灣：一九五○至七○年代，主要政策以「預防勝於治療」為最高指導方針，政府在每個鄉鎮建立衛生所，並賦予大量資源及人力，同時也積極投入公立醫院建設。但八○年代後，政策也與大陸一樣大逆轉：公衛體系愈來愈醫療化，政府對公立醫院的資助大量減低，使其自負盈虧，鼓勵私人資本投入醫療領域，甚至財團化醫療機構。
因此，兩岸公衛體系在過去數十年間，都經歷公衛體系醫療化、醫療體系商品化、市場化、擴大化，甚至財團化，公衛體系因而嚴重弱化過程。從歷史看現在，並展望未來：兩岸若要成功防治新型冠狀病毒傳染病，以及將來因全球化浪潮帶來的其他更多、更險惡新興傳染病，就必須致力改造現在因醫療化而弱化的公衛體系，才可望再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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